对方律师果然用悬赏寻证是不是收买证人这点来作为攻击点，认为悬赏寻证找到的证据都不能作为有效证据。
但原告律师不慌不忙地提出，他们悬赏寻证寻找的是知道当年庆生和庆卿一家事实关系的人和证据，并没有明确指向要提供什么样的证据，而且所有证据都经过了检察院和公证处两处监督，原告并没有碰触到证据和相关证人。
更有意思的是，上庭提供证据和作证的证人竟然全都说他们自愿作证，不需要一分钱悬赏。
被告律师质问他们觉悟如此高尚，为什么当年没有帮助庆卿母子。
一位出庭作证的民警没有什么表情地说道：“当年，我接到年方七岁的庆远航报案，第一时间赶去了被告家里，在那里我发现庆卿身上只穿了一件破褂子被关在他们家的地下室里。
我要求被告放出庆卿，被告跟我说庆卿脑子有问题，是暴力型精神病患者，他们为了其他人安全才不得不把庆卿关在地下室，而且他们还拿出了一份病历证明和庆卿兄长庆志的证明信。
我问庆卿身上的伤势哪里来的，他们说是庆卿有自虐倾向。
我询问庆卿，可庆卿无法回答我任何问题。
为此，我当时只拍了照片、做了记录，并责令庆生一家把庆卿送到正规医院治疗。
庆远航说他家人欺负他母亲和他，每天都让他们吃不饱还打他们。
庆生母亲就哭着闹，说孙子不听话、爱说谎。
我发现庆远航身上的伤痕，就问庆远航愿不愿意去孤儿院。
庆远航说不愿意，说他要保护他的母亲。
我建议把庆卿送去疗养院，但庆生说他家穷，无法负担庆卿的治疗费用，后又当场联络了庆卿的兄长，其兄长也表示他妹妹有庆生一家照顾就可以，并让警察不用多管闲事，说这是他们的家事。”
已经四十多岁的民警抿了抿嘴唇：“我承认我对精神病患者有偏见，因为庆生一家和庆卿家人都说庆卿是精神病患者，我就信以为真，对其的境况也不是特别关心。
而庆远航又拒绝去孤儿院，我想着孩子在自己父母身边怎么也比去孤儿院好，就也没有深究庆生一家对那对母子的暴行。
后来的两年里，我有经常去他们家查看庆远航和庆卿的情况，但庆远航变得一直躲着我，也不敢再和我说话，我那时并不知道原因。
两年后，我转去了其他派出所。”
请关闭浏览器阅读模式后查看本章节，否则将出现无法翻页或章节内容丢失等现象。
